黄真伊（国语）（全） - 播单 - 优酷视频

据2月日韩国中央防疫的通报，

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达到例，死亡例。

在短短不到一周内，韩国新冠疫情井喷式爆发，

在疫情最严峻的大邱市，

当地民众排千米长队买口罩。

回头看5年前，

年5月到7月，

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曾经席卷韩国，

共计个确诊病例，造成人死亡，

一度迫使上千所中学、小学关停。

韩国作家金琸桓以MERS的受害人为背景创作记实小说

在各界关注确诊数字、死亡率、

经济影响、恐慌之下，

韩国作家金琸桓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无助的病人，

他们没有名字、不敢曝露身份，

留下的只有编号：

1号病人、2号病人……

于是他以MERS病患真人真事为来源，

创作了纪实小说

《我要活下去：MERS风暴里的人们》

“我一直坚信文学应该站在

穷苦、弱势和受伤害的人这边。

不仅文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

今年1月初，该书的中文译本出版，

一条专访了作家金琸桓，

从MERS到新冠病毒肺炎，

每个普通人，到底遭遇了什么？

自述 金琸桓 编辑 白汶平

韩国作家金琸桓年生，被誉为“开创韩国历史小说新局面的作家”。他擅长以社会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创作纪实小说。曾两次以“年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为来源创作，《不灭的李舜臣》《黄真伊》等多部小说被改变为影视剧。

年，他开始筹备以MERS受害者为背景的小说《我要活下去：MERS风暴里的人们》。除了搜集海量资料、查看新闻报道，还探访当年经历MERS的病患、家人、医护，在小说中还原他们遭遇的困境、当时社会的氛围，及反思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年1月，《我要活下去：MERS风暴里的人们》中文译本出版时，遇上了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传播。作家金琸桓原计划2月7日出席台北书展时，接受一条团队专访拍摄，没想到书展因为疫情延期，我们改用邮件采访金琸桓。

从年的MERS到年的新冠肺炎，面对疫情灾难时，社会做得更好了吗？

以下是金琸桓的自述。

传染病结束了，但人生依旧继续。

我想把MERS事件写成小说，是在年的晚春。距离年5月，名为“中东呼吸症候群”的传染病席卷韩半岛已经一年。很多MERS受害者都不愿受访，我好不容易联系上几个人，他们委屈地哭诉着MERS是如何毁掉自己的人生，却仍不愿跟记者见面。

他们说，如果网友要肉搜，就没有能隐瞒的事——谁都不想再次被贴上MERS病人的标签。

我重新看了年与MERS相关的新闻和电视节目，与政府、地方政府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有关的内容多不胜数，报导MERS受害者的却少之又少。就算有，内容也多半是按照确诊顺序编码后、住进隔离病房发生的事。

他们作为自由的个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却没有报导这些人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为受害者立传：

希望他们作为个体生命被记住

于是我开始着手写受害者的故事。在说出“不会遗忘、会永远记住”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应该记住什么，必须找回“人”，而非“数字”。

最初几个月，我也很担心无法提笔写出这部长篇小说，因为在取材过程中，脑中没有浮现出组成小说架构的场景，想写和能写是两回事。就在我决定放弃时，遇到了重新点燃火种的有缘人，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与受害者见了面。

我很感谢那些跟我见面和未能见面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组成MERS受害者的团体，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复杂的心情和面对的现实。人们被狭隘地划分出正常与非正常，而被划分在非正常里的这些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贴上标签、受到厌恶。

正因如此，我觉得很难直接用现实的人物、事件和背景去创作纪实文学。虽然我将自己见过的这些人更改了设定，但仍希望原原本本的写出他们的痛苦，那些有时是叹息、有时是泪水、有时是悲鸣、有时是挣扎、有时是沉默的痛苦！

我长时间地凝视他们，聆听他们，一起查阅资料、进行实地考察。这过程让人感到悲凉，“如果这里不是地狱，哪里才是地狱？”、“那地狱现在也还在持续”……这些话语和叹息，深深刺痛着我的心。

那些“感染过MERS”的人们，

与不忍卒睹的人生

巨大、冰冷的高墙暴露了出来。

国家和医院不承认错误，因为不承认，所以没有任何补偿和赔偿，这种方式对因传染病失去一切的人何其残忍。 绝大多数受害者都不具专业医学知识，很多人一辈子没上过法庭，对法律知识也一无所知。

倾吐委屈的痊愈者和遗属，记不清楚在隔离病房接受过怎样的治疗，病人的病情何时开始恶化或恶化的程度。他们只记得好好的一个人在短短十天、半个月内，不断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程却说不清楚，这又让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

生与死不能交给运气。只因自己没有感染，只因自己没有搭乘那艘船，就觉得自己很“走运”的想法，未免太过浅薄且愚蠢。况且不向陷入水深火热的人伸出援手，反倒排斥他们，这绝非共同体的意义。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和《火星救援》之所以触动人心，正是因为社会共同体没有放弃个人，没有用经济损失和成功的可能性高低，去衡量该坚守的价值。

我们没有去守护受害者，没有人去阻止对隔离者的批判，甚至试图把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超级传播者”一词就是典型的代表。受害者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光是战胜病魔就已经力不从心了，那些谣言，更将他们伤得千疮百孔。

我们也没有启动“社会安全网”。社会没有尽全力去帮助那些因MERS失去亲人的遗属和勉强才痊愈的病人，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心爱的人会感染MERS、会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政策能帮助那些被迫丢掉工作的人，更没有积极为这些人治疗心理创伤。

他们期盼痊愈后能回归正常生活，但“感染过MERS”毁了他们往后的漫漫人生，不忍卒睹。

日复一日地坠落、坠落再坠落！但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能够阻止坠落的网。

从MERS到新冠病毒：

我坚信文学应该站在弱势、受伤害的那一边

年9月8日，韩国再次出现 MERS确诊病人。

虽然预想到这个传染病还会再次出现，但没想到它会在3年后，我推敲这部小说时再次出现。幸好这次的初期应变和防治很成功。

那天的新闻播出后，我接到先前MERS受害者打来的电话。他们抽泣着问我，为什么现在防治能成功，三年前却失败了？如果像这次立刻公开医院的名字，就不会痛失亲人了。

防治“失败”令很多人丧生、受伤，这些受到伤害的人正在向国家和医院提告。他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家，搬到陌生的地方，还要自费去心理治疗。虽然这些人的人生样貌都不同，却都一样还生活在痛苦中。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只看作个人的不幸。虽然年时，我们没有关注那些在黑暗深渊痛苦的人们，但至少现在应该去关怀、拥抱他们。

从年前首次出版长篇小说，我一直坚信文学应该站在穷苦、弱势和受伤害的人这边。

不仅文学，社会共同体也是如此，属于共同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我们不该只去忘却、远离，应该去聆听、抚慰因MERS受伤害的人们。守护那些很想大喊“我要活下去”，却被强制沉默、充满恐惧的人们。

而这一次，此时此刻，新型冠状病毒侵袭全世界，包括韩国。早前看到韩国民间因为疫情发起“禁止中国人入境”呼吁的新闻，无知会放大恐惧，放大的恐惧会延伸为憎恶。我们本就不应该以这种憎恶去责难被感染的人、感染的地区、感染的国家。

眼下最重要的是，各国必须及时共享信息，以共享的信息作为基础掌握情况，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

我也相信现在的韩国政府，为了不重蹈覆辙，正在全力以赴针对新型冠状病毒采取防疫措施。

年5月日上午点，首尔京畿道W医院，三名流行病学调查员抵达八楼。他们穿戴好C级防护装备，依序走进病房，流行病调查这件事被视为机密。

调查员戴着内外双层手套，仔细检查病床、窗框、天花板，连一根毛发也没有放过，所有东西都放进塑胶袋密封起来。这时，刚好一缕阳光照了进来，让白色头罩、黄色防护衣和蓝色围裙映衬得更加鲜明。在这个地球上，这身装扮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

——这是纪实小说《我要活下去：MERS风暴里的人们》的开场。年韩国“1 号” MERS病人出现后，其病房被调查。

年，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病毒从中东往全球扩散，韩国成了沙特之外，全球感染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一年的5月到7月之间，韩国共计个确诊病例、人死亡，死亡率超过两成。

掩盖真实信息，似乎成了所有疫情爆发的开端。

事实上，韩国MERS第一起病例虽是5月日被确诊，但早在5月日，这位“1号病人”就分别在3家医院就诊，直到第4家医院时，才被发现他曾到过中东巴林，是高度疑似MERS的病例。院方立刻向上通报，但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拒绝确诊，于是这位病人又被搁置了小时，5月日，把病毒传染给当时也在急诊室的人，疫情开始蔓延……

金琸桓以医院为开端，小说中的3位主人公，就是在急诊室被感染MERS的这人中：淋巴癌初愈回诊的牙医金石柱、送走癌末父亲的实习记者李一花、扛起一家经济的书仓管理员吉冬华。3人分别被确诊感染MERS，人生就此改变。

不知情中把病情传染给亲戚，

我是加害者吗？

李一花刚从大学毕业，在新闻台做实习记者。5月日，她陪同癌症末期的父亲前往急诊室，父亲熬不过这次急救，当天过世了，而她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这过程中已感染MERS。

“有些重要的瞬间是可以决定人生的，我们却很少有机会提早知道那些瞬间。”5月日，在父亲的三日葬礼上，几乎所有亲戚都来了，全家人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回到家后，一花一觉睡到了日深夜。做实习记者的5个月来，工作节奏快、整日整夜的在外跑，都没好好休息过。起来时，她觉得自己耳垂发烫，好像有些低烧，头也很晕。一直到6月4日，发高烧、咳嗽到清晨。

6月1日，前辈记者中有人接到需对外保密的消息：据称，5月日至日到过F医院急诊室的病人中，有人在5月日确诊为MERS。而一直到6月4日上午，记者们的信箱陆续收到政府的新闻稿：果真是MERS。

同事才反应过来一花的情况：“比起采访，救人要紧啊！”4日晚上点，救护车把一花从家送到了医院，6日、7日两次检查呈阳性，一花确诊感染了MERS。

幸运的是，一花年轻、抵抗力较强，两周内就痊愈出院了。这时她才知道，原来葬礼上有4位亲戚长辈因自己被感染MERS，其中姨丈已经不幸过世了。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和睦相处的一家人难道错了吗？”

在媒体的报道中，一花看到一行注解“这些受害者，因为传染了病毒，无奈成了加害者”，传染力强的病人还被叫做“超级传播者”。她不忍心痛：怎么能这么简单地区分被害者和加害者？那么我是加害者吗？难道不该先思考让病人感染、让病毒扩散的医院的僵化体制吗？”

痊愈出院后，为什么却仿佛被世界抛弃？

那天同在急诊室的，还有在出版业工作了年的吉冬华。

岁的她，独自抚养上大学的儿子，还要照顾相差岁的妹妹，一肩扛起全家的生计。幸运的是，她是转送MERS病房的病人中最早、仅用4天便换到普通病房的人。

原以为痊愈后可以回到社会，生活回到正轨，没想到一切想得太天真。现实是：身上的MERS标签怎么也撕不掉。出院后，她一天洗4、5次澡，深怕自己身上带着晦气。可每当她走出家门，认识多年的邻居开始闪避。

冬华在治疗过程中丧失一半的肺功能，体重掉了公斤，原本能把本书往身上背，现在却没办法，不小心咳了一声，同事全吓得远远的。

因为她的确诊，公司出货量大减，不少出版社要求换仓库，因为觉得脏也不敢碰她碰过的书，要求冬华离职，她忍着眼泪，跟上司解释：“我已经痊愈了，医生说不会复发。”

上司说：“不是要你死，是这样公司才能活。”

就这样，冬华被工作了年的公司和行业抛弃了。“全世界的人都说我脏，我到底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干净的？”

被“抹掉”的最后一位患者：

支离破碎的家庭，该由谁负责？

与李一花、吉冬华相比，金石柱的情况更为复杂。

岁的石柱，在一家牙医诊所上班，与妻子映亚生活幸福，有个5岁的儿子。5月日在急诊室的三人中，最早返回医院的其实是金石柱，因为他是一名淋巴癌患者。6月1日一早，他就去医院复诊癌症。没想到，他也成了最后一个MERS病例。

由于有基础病淋巴癌，导致他的病情反复，病毒测试阴性、阳性交替出现。其他患者都在两周内出院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 。

根据官方发布的“每日消息”，7月4日之后，已经天没有再出现确诊病人。7月日，就像在等待这一天到来一样，韩国国务总理向世界宣布：MERS疫情结束，韩国已经不是疫区。

而此时，金石柱还一个人，在病房奋战。居家隔离中的妻子见不到丈夫，痛心、愤怒，也无助：“我的丈夫为了MERS忍受着地狱般的痛苦，生不如死，政府却急着抹去MERS这个词。我们一家的不幸与痛苦谁来负责？”

因为MERS再次被送进负压隔离病房的金石柱，癌症迟迟得不到治疗。各界开始互踢皮球：医院把医疗决策推给政府，政府推给WHO（世界卫生组织），WHO给的建议是无法回应即时需求。

“我被关在里面，游走在生死边缘，世界仍照常运作。一个人痛苦，一个人死去，就算死了，留下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政府编码的数字‘第号病人’。”

从6月到月，在数次反复之后，一心想着“我要活下去的”的金石柱，撑不住了。

“金石柱，死亡。死亡时间是月日3点分。”

编辑后记

可以说，这是一本邻居韩国的反思之书。

对首位患者的误判，隐瞒爆发感染的医院名单，遗漏密切接触者，被忽视的院内防护，医疗系统各方的协调无力，用解决受害者代替解决问题……及疫情过去后，那些病人遗属和死里逃生的病人，怎么样了？

疫情风暴中普通受害者的经历、个体所付出的代价，是作者金琸桓一直热切注意的，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关注的。

他们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没做出过多大贡献，但这样的普通的生命，最值得尊重。

部分图片由时报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