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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海甸

年，是英国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辞世二百周年。据我的粗略统计，最早向国人介绍济慈的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他的文章《济慈的夜莺歌》年刊登于《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二期。继之者有朱湘译诗数首，学者陈铨译《无情女》（Keats音译为克立），刊于《学衡》杂志，时为年1月。《无情女》一题La Belle Sans Meraci：a Balld，是为拉丁文。英年早逝的新月诗人朱湘，译有的《秋曲》和《夜莺曲》，在他跳江自沉后，收入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番石榴集》。时下，Keats一般译为基茨，徐志摩和朱湘将此名译为更加考究的济慈，后人沿用至今，已成定译。年9月，诗人李唯建迻译的《英国近代诗歌选译》（中华书局版），载《夜莺歌》和《无情美妇》二首，李译《夜莺歌》远逊朱湘。

济慈也许是文学史上享寿最短而影响最大的诗人，俄国诗人莱蒙托夫、中国诗人李贺，尽管都比他多活了两年，而且从语言到艺术手法，其创新性不输于济慈，可惜由于俄中两种出发语言的局限，对后人的影响还是有所不逮。鲁迅称朱湘为“中国的济慈”，这主要是就两人未尽天年而言，也是对《番石榴集》中济慈译文的适切评价，当然，就诗才和影响而论，朱湘难与济慈比肩。朱译数首济慈，即使到八十余年后的今天，不但有文献价值，而且仍不失其阅读价值。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诗人吴兴华译出六首济慈诗，泰半为十四行，《初读查普曼的荷马》更是以谨饬的意大利十四行译出，翻译家擅写十四行，译十四行自也出色当行。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虽然济慈的迻译者有以上数位文坛精英，但译作仅得寥寥数首。这个数目，比同为浪漫派诗人的拜伦和雪莱要少得多，影响也远远不如。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人查良铮（穆旦）迻译的《济慈诗选》，以诗人当时的处境，我们应该感谢该社出版此书的勇气，否则，要读到这部诗集，起码须迟至二十年以后。查译济慈十四行诗四十七首（全部十四行诗五十三首），叙事诗二首（《伊莎贝拉》和《圣亚尼节的前夕》），代表作颂诗三首（全部颂诗五首，《懒惰颂》和《普叙刻颂》未译），短诗十四首。应该说，济慈最出色的作品除长诗《拉米亚》外，都已囊括其中。济慈诗飘灵空逸，造词亦古亦今，用韵严谨，想象力丰富，就诗才和学养而言，查良铮和吴兴华堪称济慈的合格翻译者。吴兴华通谙四国语言，翻译时不免见猎心喜，未能专注于济慈，加以壮年即赍志以殁，故而不曾为读者提供系统的济慈中译，实在是很可惋惜的事情。查良铮在《济慈诗选》的序言中说：“济慈的诗在形式上、在语言上都可以说是英文诗的高峰，译时力图在形式上追随原作，十四行诗和颂诗等都照原来的格式押韵（只有几处例外），在十四行诗上面，我更力求每行字数近似，使其看来整齐、精炼。”这些话大体不错，查译除不取“以顿代步”的音乐美外，文字美和建筑美已臻一定水平。有一点为他所不察的是，自己所译济慈的意大利十四行诗仅为变体，而非真正意大利体。他生前只来得及修改普希金和拜伦的旧译，而未及腾出手修改济慈，倘若天假以年，我相信他会发现问题。如果说艺术很难完美，那么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就充满各种的遗憾。

年，亦即查译出版二十五年以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朱维基译《济慈诗选》。朱译的特点是填补了济慈三首长诗的中译空白，它们是《恩狄芒》（一译《恩德米昂》）、《拉弥亚》（一译《拉米亚》）、《海碧朗》（一译《许佩里昂》或《海披里安》）。朱译未能追步原诗天马行空、摇曳多姿的文字，用“按文切理，义无增释”（苏曼殊语）的话来形容大致相近，说他“陈义悱恻，事辞相称”则未免溢美。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朱炯强、姚暨荣合著《济慈》一书，这部三十六开、一百五十余页的小册子，是当时最翔实的中文诗人评传。在参考资料匮乏，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仍有待开拓的条件下，作为通俗读物，它可以一读。遗憾的是文内将诗人辞世的年月通通搞错了。

年5月，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将拙译《济慈诗选》作为《桂冠世界文学名著》一种出版，全书凡四百三十页，仅未译长诗《恩德米昂》和诗剧《奥托大帝》。但文字校勘未精，以致鲁鱼亥豕，讹夺满纸。数年后我译出《恩德米昂》和《奥托大帝》后，将全书大改一遍，却未能反映在桂冠数年后推出的第二版，令我怏怏不乐者竟日。

年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屠岸译《济慈诗选》。屠岸在迻译济慈之前，曾出过数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选，自己也写十四行，还出了一部专集，是继朱湘之后最娴熟的十四行作手。在未能悉步意大利体原韵时，他宁改韵而不害意，不失为一种变通之法。

诗人余光中于年出版《济慈名著译述》（台湾九歌出版社），全书共译济慈十四行诗二十首，长诗三首，颂体诗五首，抒情诗二首，数量不如上述各家旧译，译文也互有短长。“述”既谈济慈诗风，也兼及前人所译的优长和缺失，类似文字，未见诸大陆译坛，尤具参考价值。

济慈书信的重要性为诗歌翻译者和研究者所尽知，但多年来仅得散译（周珏良有旧译数通，很长时间以来，这就是惟一的中译了；王昕若译《济慈书信选》〈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版〉尽管厚达三百六十页，仍是删节本）。傅修延年版《济慈书信集》（东方出版社），则是迄今惟一的全译本。傅氏又在这一基础上撰写出两部论著，它们是《济慈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和《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这三部论著都是研究济慈应常备手边的册籍。

近年，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坊间又出了好几种新版济慈诗集，但水平都远低于旧译，要求新人将最能代表诗人创作特色的颂诗和十四行一蹴而就地译出，这未免近乎侈望。倒是几部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扩写的论著（如《跨文化视域下的济慈诗论和他的诗》《济慈诗学观研究》）颇具新意，让人们看到更多新硎初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