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民心（2010年杨阳执导电视剧）

编者按都市轻喜剧《天使的城》将于3月日登陆浙江、江苏两大卫视，导演杨阳在工作室接受了影视独舌的专访。杨阳过去是业界知名的“力量型女导演”，因为她有十年时间专拍男导演也会望而却步的硬派电视剧。杨阳现在是市场欢迎的“治愈系女导演”，认定了用现实题材作品安慰无助心灵的道路。这是影视产业的魔幻时代，看数据形势大好，看创作乏善可陈。对此，杨阳也有很多困惑，对身负两座大山的创作者失去原创力充满忧虑。

（1）“天使”系列主打情感治愈路线

独舌：您的“天使”系列正逐渐形成都市情感剧的一个品牌，这一系列的创作初衷是怎样的？

杨阳：“天使”系列的创作得从我这个人说起。我八十年代大学刚毕业就结婚生子，效率虽然很高，但对于一个导演来说生活经历单纯到几近苍白，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和坎坷遭遇。因为当妈妈比较早，所以对当年自己还是“小妈妈”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其实拍完《牵手》之后，自己很拒绝女性题材和情感剧，当时年轻气盛，想证明自己是个“导演”，不只是“女导演”，就拍了很多刚硬、厚重的男人的戏，被称为“力量型女导演”。

拍完《新亮剑》自己实在太累了，接了一部大都市里的剧《心术》，播出后得到了很多反馈。观众说，《心术》让他们感到温暖与安慰，这两个评价对我是最大的鼓舞。特别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去世后，父母决定把孩子的肾捐出来，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因为我们看了一部剧叫《心术》。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的感动胜过任何奖项。自己年轻时，想在性别上做一些挑战，到现在那种突破自我的心已经放下了。《心术》后我开始认识到，现实题材能够更多地去安慰当下的社会，安慰很多痛苦、无奈、焦虑、无助的心灵。

那现实题材拍什么呢？我想到了自己很早当妈妈的经历，也在医院采访了一些妇产科的医患，就想拍后女孩子的生育话题。现在后女孩子的生活状态跟我当年的生活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她们的物质条件变好了，但在生育时面对的问题很多，比如买房啊、买车啊、升职啊、孩子教育问题啊、生完之后身材会不会走样啊，心理的压力让你一听都快崩溃了。我在写字楼的卫生间里就会听见很多这样的私房话，觉得这是当下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

本着这个初衷，我们原创了一个剧本，拍了一部马苏、李小冉、刘涛主演的《今夜天使降临》，主要讲三个不同职业的女孩子突然怀孕，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下她们怎么去面临这一问题。当时这部剧跟宁财神的《龙门镖局》对打暑期档，我们的表现还不错。很多观众的反馈都是特别感动和温暖，我就想要把这种贴近生活的都市情感治愈系列做成我日后的一个创作方向，内容也不仅仅限于“育儿”这件事。

独舌：第一部剧名长，第二部缩短为《天使的城》，创作上有什么变化？

杨阳：第一部之后，我们在情节设置和故事编排方面搜集了很多观众意见，也有热心观众贡献了自己的故事，我们又原创了“天使”系列的第二部《天使之城》。现在《天使之城》也拍完了，预计3月底在江苏台、浙江台播出。

叫《天使的城》，意思是在城市生活中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所有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牵动着另外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天使，给别人带来帮助与改变。从这部剧我开始思考，生活中这么多的矛盾和痛苦要靠什么解决？法治是一个方面，但除了整肃和严惩，我们还需要关爱。如果没有关爱在社会里流动，“治”和“惩”是不够的。《天使的城》的主角依然是三个女孩子，但她们社会阶层的差别更大，关系也不再是《今夜天使降临》那样的发小，而是中学时代的仇敌，戏剧矛盾更加突出。风格还是轻喜剧的路线，也用了很多当红演员，像马苏、李晨、应采儿、袁弘、袁珊珊、乔振宇，还有赵传。马苏和李晨演一对摸爬滚打的出租车司机，家庭关系很尖锐，他们本来不想要孩子，却怀了一对双胞胎。应采儿演一个成功的女律师，生不了孩子，但家里非得要孩子，三代单传。袁珊珊演一个绯闻缠身、家丑外露的三线女明星，在争取成名的道路上遭遇潜规则，被舆论声讨“滚出娱乐圈”。总的来说这部剧比第一部生活面打得更开了，是很热闹的一部戏。这个“天使”系列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沿着“爱”这个字去发展。

独舌：第三部也提上日程了么？

杨阳：现在《天使3》也在筹备，依然是讲爱的传递，但主题是叛逆期的孩子与家长的关系，涉及到家庭教育领域。孩子不仅仅是被父母教育、喂养，有时也是父母的小肩膀，父母也被孩子教育。从孩子的层面讲，一个小孩坐立行走的点点滴滴都可以看到他家庭教育的影子。而十几岁孩子的父母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苦逼的生存状态，上有老，下有小，左边有孩子，右边有情人，内心还有自己的梦想。亲子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但电视剧对这个话题以前讲得比较少，一讲就容易触犯禁区，我们这次选择了一个比较新颖的切入点对此问题进行探讨，聚焦在同一个小区、同一学校、同一班级的三个孩子发散出三个家庭。

独舌：由《天使3》的剧情内容看，作为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主角至少在岁以上，与前两部的目标观众已经不同了，担心过这个问题么？

杨阳：其实我看重的是这个内容本身，观众变不变倒不是我考虑的。我觉得观众认定的应该是“天使”系列，讲我们身边的人和事，身边的喜怒哀乐，而不是认定某位演员。我们每部剧会有不同的优秀的演员参加进来。

独舌：所以您更强调的是自己的表达，而不是指向特定人群、搭配流行元素的订单化运作？

杨阳：我是射手座的，比较天马行空吧。我一直没有在被约束的状态下去创作，我觉得这对我是个特别大的幸事。到现在市场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其实市场对我也没有形成多么大的约束力。因为我相信，只要拍得好的故事都会感动人、吸引人。一个真诚的创作，也会得到观众真诚的回报。我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会想现在的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就是太需要爱了，就做“天使”系列，而不是看当下流行什么就跟风做什么。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原发的生命力是在创作当中。我是一个导演，就要对世界发出我的声音来，不能说废话。既然把一大笔钱、一大批人和我的生命都放在我的表达上，那我说的话一定是我最想说的。所以说创作核心的东西必须是自主的，而那些边角的、技术上的东西，包括情节密度啊、节奏啊、服装发饰啊，我才会考虑市场的需要。

独舌：您现在也在做公司，在“金色池塘”中您扮演着什么角色？

杨阳：我在公司中还是做我最擅长和乐意做的事，就是创作，看剧本，谈编剧。虽然公司一直在这，但我的精力在拍戏上，没有去打理公司的事。我做的都是生命中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可做可不做，那我就不做了。经营的话，由我们后的CEO来负责，他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方面很有才华，也很有互联网意识。我们竞争到了一些网络热门IP，电视剧、电影、网剧、动漫，我们公司都会涉及，创作的形态会更加丰富起来。现在也有不少公司来跟我们谈IPO或并购，看好我们发展潜力，专业精神和原创能力。

（2）“力量型女导演”的十年征途

独舌：您刚才说了自己当年被称为“力量型女导演”，介绍一下那个时期的创作吧。

杨阳：那是我的“十年四部戏”时代，拍的都是强悍、厚重、力度比较强的戏。先从最早的《记忆的证明》说起吧，是依据花冈事件改编的，段奕宏、李光洁等人主演，拍这部剧也用了很多谍战片的手法。这部剧的故事背景是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为抵御美军做准备，就抓了很多中国的战俘和劳工在本土秘密修筑防御措施。中国劳工内部因为信念不同、阵营不同有斗争，当时日本人骗他们，工程结束就送回中国，但完成之后却下令把他们集体处死，导致了劳工暴动，结果是中国人几乎全部被杀害，只有一个八路军活下来。他的一生都在背负叛徒的罪名：中国劳工都死了就你活下来，为什么？所以他一直挨整。在他快要去世的时候，一个日本小女孩无意中闯入他家，决定帮助这个老爷爷回日本找证人，找那些当时迫害中国劳工的日本军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记忆的证明》，就是因为在一切人证、物证都逝去、销毁的时候，留存的只有记忆。片子主体的历史叙述部分占三分之二，日本小姑娘寻找人证的当代部分占三分之一。当时不太放得开写当代的部分，因为怕审查会有障碍，也怕刺激日本人和国人。《记忆的证明》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现在NHK还时不时会来采访我。他们说那么多年来没看到这么深刻地表现人性的战争题材，更多作品是去表现战争的残酷或者受害一方的愤怒，而《记忆的证明》强调的是一种反思的力量。

在我看来，战争期间的人性和和平时期的人性是完全不同的，这部剧就是为了真实地揭示战争中的人性，也是让将来的后代能记住这段历史。也是因为如此，我们放弃了商业化的传奇、猎奇色彩，坚守了严肃、凝重的品格。

独舌：随后又拍了家喻户晓的白求恩的故事？

杨阳：《诺尔曼·白求恩》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找我拍的，也是我觉得一生不能错过的一个题材。剧本是我和另一个编剧写的，参照了一个美国人为白求恩写的传记，叫《手术刀就是武器》。

从小大家都背老三篇，都知道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当我真正翻看历史资料，包括他的日记，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英雄模范，作为一个人也是绝对具有魅力的。

我的剧给他的定位是，白求恩既是我们的楷模，也是我们的兄弟，用生命诠释着公正、廉洁与仁爱。比如毛主席特批给白求恩津贴，他坚决不要，说聂荣臻将军只有三块津贴，那我为什么要有一百块？主席坚持要给，白求恩就用来买药品和烟，分给伤员。还有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减少在运送过程中牺牲的伤者，白求恩主动要求带领医疗队驻扎在战场边缘。主席又说不行，你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贵宾，要是有意外如何跟共产国际交代？白求恩立下一个保证书说，如果自己在中国牺牲，与中共毫无关系。这就是白求恩的觉悟，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遭遇的痛苦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当中国被侵略，作为远方的加拿大人，也不可能留在安全的国家里袖手旁观。

独舌：接下来就是《新亮剑》了吧？

杨阳：接下来的《天地民心》是一部历史正剧，在央八播的，成泰燊和袁弘主演，讲的是四代帝师祁寯藻经历的官场与眼中的黎民，是以他切入的断代故事。一个国家的兴亡不取决于一朝君主，文官贪财，武官怕死的局面下，一个好皇帝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其实现在想想，别看是一部古装剧，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在那部戏里都有了，很针砭时弊。

然后才是《新亮剑》，两版《亮剑》在剧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制作和诠释方面。其实老版《亮剑》最初找的导演就是我，但看完我就退回去了，我说拍《亮剑》不拍后半部分，那叫什么《亮剑》，不就是个土匪打仗片吗？我说那种东西对我没有吸引力，结果别人把它拍出来还特别火。过了很多年又有人来找我拍《亮剑》，说他们对前一版不满意，太粗糙了，想拍一版好的。依然让我特别失望的是，还是没有后半部分。后来我想没全本就没全本吧，我就当给自己拍一个火爆的打仗戏吧，没有想跟任何人叫板的意思。我这个人在创作上还是比较随性，没有太多条条框框。

拍那个片子吃了很多苦，在山西和河北的冬天，零下三十度，从早上六点到第二天五点，几乎小时一直在室外拍戏，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完全像战士一样在战场上拼。我上厕所都是百米冲刺，室外解决。有人也提到去南方拍摄，但我还是觉得北方这种冰冷、残酷的氛围与这部戏更搭，在舒服的地方根本出不来这种感觉。

（3）十年之后的《心术》，十年之前的《牵手》

独舌：拍完这些“男人戏”，您接拍了《心术》，红极一时。但听说它的生产创作过程也是屡经波折？

杨阳：可能是之前《记忆的证明》《诺尔曼·白求恩》《新亮剑》给我的考验是极为严酷的，所以《心术》在施工阶段对我来说非常顺利。他们以为都会超期，或者吴秀波、海清、张嘉译三个大牌演员会使现场发生状况，但真的什么意外都没有，每天非常愉快、平顺的开工，还提前了几天杀青。

但怎样诠释这个剧本，对我来说却是出乎意料的难。这里面有好多的转换，一个是它的剧作结构不是像我们传统看到的故事冲突，也不是沿着一条主线讲故事。拍惯了以前那些充满戏剧张力的戏，接到这个剧本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再有一个是在表现那些比较尖锐的矛盾时，就得想出一些不太被观众诟病的方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阴暗的部分都揭露出来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爱还要不要了？我觉得，文学和影视就是安慰和治愈的一种方式，观众是需要安慰和治愈的。整体上讲，我是在尊重六六原作叙事风格的基础上，给自己一个操练。这个对于我的导演生涯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

独舌：在开始“力量十年”之前，《牵手》 是您第一部长篇剧作，现在怎么看这部作品？

杨阳：《牵手》可以说是内地情感剧的开创者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生逢其时的作品。当时中国人都不太敢去谈情感话题，觉得这是难以启齿的，就好像中国没有第三者，我们都是很纯洁的人。如果说到第三者，那么这个人肯定人品很差，道德败坏。而我觉得，情感这个问题是要伴随人一生的。情感虽然会有法律和道德的标准做衡量，但很多时候是排斥在法律和道德之外的、非常私人化的问题。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得感冒，而不是道德败坏才得感冒。当时这部剧要在央一播，把戏剧部主任弄得特别紧张，说没想到我把这剧拍成这样，这可播不了了。我反而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播一部反映中国人自己问题的电视剧，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探讨呢，明明社会上有这样的问题，甚至很多案件都是小三引起的，有问题就不应该去粉饰。如果连展示问题的平台都没有，我们怎么能进步呢？我不服气，就去跟台长据理力争，我说一定不会带来负面的效应，我们这部戏没有为小三歌功颂德，而是讲大家在情感上遇到问题应该怎样面对，就这样惊险地挽救成功了。

选谁演这个小三也有好多争论。以前所有演小三的都长得歪瓜裂枣，一脸妖气，都是脸谱化的形象。我觉得因为这不是一个道德和法律范畴的问题，什么人都可能成为小三。长得很清纯的样子，也可能成为小三。我们分析那个角色“王纯”，她就是外貌青春、勇敢独立、有事业心的女性，她有可能得感冒吗？当然可能了。当时俞飞鸿的老师给了我一张俞飞鸿的照片，我一看就很吸引我，那个坚定的眼神就是王纯的眼神，就邀请她回国见面。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向我走来的那一刻，我决定就是她了。

（4）完全被市场牵着走，培养“创作低能儿”

独舌：近些年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有点走火入魔，您在创作中或者在与市场对接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困惑？

杨阳：有啊，困惑很多。以前有东西要拍只会考虑能不能通过审查，通过审查播出自然就会有观众看。因为那时候大家的选择很少，也没有那么多卫视，那时候我的戏都是在中央一套播的，也不会去考虑什么收视率，领导也不会用收视率衡量我的戏的成败。

后来我们逐渐发现捆绑着我们的有一个叫“收视率”的东西，片子拍得多好也有可能播不出去。因为人家会预测你这个戏没有收视率，或者你这个戏没有收视率下一个戏人家就害怕了。所以现在创作一方面要想这个题材能不能通过，一方面还得考虑能不能有收视率。当创作者被两座大山压着的时候，很多编剧和导演已经不愿意自己构思了，如果自己原发地创造一个剧本可能卖不出去，砸手上了，而定制化运作是能旱涝保收的。

我们拍《牵手》的时候没有投资，都是自己去一点点找投资，但都干劲十足，特有信心。而现在分分钟都有投资追着你，人家跟你说，我们三十集的剧本现在出来了三集，演员已经到位了，平台都买好了，咱们下个月就开机吧。这时候我要说不，我就把人得罪了，而实际上我也总是这么得罪人。

这个社会的产业链条是循环的，如果整个社会氛围都处在一个缺乏原创力的状态下，编剧和导演就是拿钱干活，跟产业工人一样，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大家都这么重视IP，正是原创力匮乏的一个表现。作为导演和制作人，我们不能不考虑观众。但如果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每个创作个体都会变成低能儿。艺术在本质上都是对世界的表达，我们现在已经不去表达了，甚至说我们的表达就是“给我钱吧”！

我们是一个影视产业的大国，但没有原创的话越大越可怕，产业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如果本身就是一团烂肉，走到哪就会把哪弄臭。销售的数字上去了，国家的税收是多了，但你要看看老百姓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很多观众也是跟着傻乐，好像都回归了鲁迅《药》中的时代，等着抢人血馒头。这样的产业氛围和民族品味，我看着真的很心痛。有时候我也写一些文章来批评，但一方面是没人看，另一方面是人们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老古板要被淘汰了，发出最后的悲鸣啊。但还是要呼吁，希望这个行业重回体面。

文/董文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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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深媒体人、影视产业研究者李星文主编，提供深度的影视评论和产业报道。高冷、独立、有料，助大家涨姿势、补营养、览热点。涵盖微信、微博、博客、豆瓣和人人小站、网站五大载体。在今日头条、新浪、网易、腾讯、搜狐都有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