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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8月日电据华广网报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不重视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史观决定不同的历史叙事方向。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时代的两个史官秉笔直书，在书于竹帛之际弘扬天地正气的故事，更承载了中国人对掩盖、歪曲历史这种卑劣手段的谴责和批判。

在台湾《自由时报》“台湾历史的十个转折点”文章中，有关对史前文明到西方殖民台湾之前的两三千年台湾中古历史的任何叙述似乎被有意忽略了。也许在作者的眼里，没有一件事足以影响台湾历史，不值得论述，或者是他们蓄意回避或不愿承认某些重要的历史事实？

台湾中古历史与大陆联系密切

在漫长的中古台湾历史中，台湾延绵不绝地与大陆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直到元明之后，这种联系变得更为全面与稳定。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公元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夷州，就是古台湾的地名。隋代陈陵、朱宽多次赴琉球，寻求与台湾各部族建立密切的政经关系。宋朝，大陆的瓷器等物品被运到台湾，如今台湾铁器时代的十三行文化遗址(距今年)中发现的北宋青花瓷证明了宋朝与台湾的贸易关系。至元朝末年，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泉州晋江县”。至此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了行政权力机构。明嘉靖四十二年，海盗林道乾盘踞台湾时，明将俞大猷即派兵到鹿耳门巡哨；万历三十年（年），明将沈有容率部入台清剿倭寇巢穴。元明之后，大量闽南汉人移居台湾，使得台湾日渐纳入中华的版图，现在台湾第一座寺庙马公妈祖宫始建于宋元时期，明嘉靖和万历年间两度重修，就是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再度扬帆起程。

除了夷州之外，台湾还曾经有过其他名称。明太祖时琉球群岛被称为大琉球，台湾称为小琉球。明中叶以后对台湾又有多种不同称呼，如小东岛、小琉球、鸡笼(山)、北港、东番等等。如在明初的《东西洋考》、《闽书》、《世法录》将台湾称为“东蕃”，以有别于“东夷”。闽人周婴在其所著“东蕃记”中称“台员”为东蕃之地，何乔远的《闽书、岛夷志》称为“大员”，张燮的《东西洋考》则称为“大圆”，后来何乔远在《镜山全集》改称为“台湾”，沈铁的奏折中称为“大湾”等等。其实，台员、大员、大湾、大圆在闽南语中发音是相同，台湾名称的固化，乃是从闽南语直接汉化的产物。据康熙《台湾县志》所筑城堡“制若崇台”，“台湾”的“台”与“湾”两字联称的含义才成立。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一名才被人们采用。

而台湾名称被官方日益认可，反映了中国历朝历代对这个宝岛的认知不断清晰化，并最终在明中叶后确立对台湾的管治方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初，台湾学者方豪撰《〈日本一鉴〉和所记钓鱼屿》一文，使郑舜功著作中“确言钓鱼屿属于台湾”的《日本一鉴》为中外人士所知晓。有关台湾、琉球及钓鱼屿的重要记载，见于郑书《日本一鉴》第三部分《桴海图经》。明末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曾改名为“东郡” 其子郑经继位时，即更名为“东宁”，清朝更名为“台湾”，并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这便是台湾的正式定名。

然而，《自由时报》“台湾历史的十个转折点”文章中否定了夷州、小琉球曾经是台湾代名词的说法，认为它们“也许是东海海域的任何一个岛屿”，并且倾向采用西方殖民者眼中的“福尔摩萨”这个名称。如此行径，无异于无情地抹去了台湾上千年的历史记忆，也割裂了台湾与大陆从史前文化沿续而来、不间断的联系。

无疑，近代西方崛起后，“西方中心史观”包括所谓的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日益占据了上风，以希腊罗马以及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作为叙事起点的历史论述成为主流，其他文明自觉与不自觉放弃了以自身发展历史脉络界定历史座标的传统。

从这一角度来看，“台湾历史的十个转折点”系列文章将年荷兰独立战争作为改写台湾历史的首篇无疑是“西方中心史观”的台湾版，并明目张胆地为西方殖民活动张目。

荷兰人变相侵占台湾 绝非“合法”取得

在《台湾历史的十个转折点 年荷兰独立战争》一文中，作者指出，荷西战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样貌，包括台湾。维基百科有关台湾历史的描述，也同样对荷兰人统治台湾的历史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荷人统治台湾是台湾迈向现代化的开始。可以说，这篇文章就是“西方中心史观“的一个折射面。

然而无论是“西方中心史观“还是中国传统史观，历史学从来追求去芜存真，寻找历史的真相，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启示。兰克学派的创始人兰派强调“如实直书”。“台独史观”只是借用“西方中心史观”，并未真心接受“如实直书”的主张，反而想法设法否定或扭曲历史。如有关荷兰人占领台湾的历史，此文却声称，“年荷兰与明帝国的官员谈判，双方达成共识，荷兰转向无人管辖的台湾。”

确实，西方史料记载，天启二年()六月，尚未独立的荷兰商人第二次占领澎湖，不断向明朝要挟通商，在荷兰人与明朝地方官员陆续展开的谈判中，明人已提议荷兰人退出澎湖、迁往台湾来交换通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年2月日由Batavia寄呈董事会之信件称：“中国使节向荷兰人提议：荷兰人如愿放弃澎湖群岛而迁往台湾，则可准其通商；该公使亦曾向我方提议，如我方愿往台湾，亦可同样通商。”但荷兰人因已在澎湖辛苦打下根基，不肯退让，福建巡抚南居益乃上奏驱荷，于天启四年()正月开始进攻澎湖，以兵船两百艘，拥众万人之势对付只有十三艘军舰、九百余名军人的荷兰人却仍屡攻不下，鏖战八个月后，明朝因已支出军费十七万七千馀两，造成财政困难，而荷兰亦面临孤立无援的窘境，经和谈后，荷兰人撤至台湾，结束这场战役。

然而，历史真相并非完全如此。荷兰人与南居益之间的谈判及荷兰人占据台湾的过程与半个世纪前葡人占据澳门的历史如出一辙、极为相似。年前后，广东地方官员海道副使汪柏与葡商队的萨索谈判的结果，也被葡人视为是一场契约，在葡文的文献里也出现过是中国官员将澳门送给了葡人的说法。实际上，广东地方官方只是默许葡人在澳门经商而已，并没有主权让渡的意思。因此，年所谓中荷双方达成共识，中国官员允许荷兰转向无人管辖的台湾，其实是当时地方官员与时为海寇的中间人李旦短视之计的结果。当时福建巡抚商周祚听到荷兰人占领澎湖，立即要求他们撤出，建议荷兰人改道台湾淡水，还愿意提供引航人员。此次谈判中的中间人李旦是当时最大的贸易走私业者，抵达澎湖后，先和荷兰人商定谈判条件，再与福建总兵俞咨皋谈判，是李旦先提出“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走，但福建当局应该允许荷兰人到台湾岛贸易”的意见。当时的福建地方官员为了尽快让荷兰人远离澎湖，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最后与荷兰签订《明荷议和》，内容是荷兰退出澎湖列岛后，可以去台湾岛经商，明朝官方没有异议；荷兰人可以到中国大陆通商，大陆商船也可以到台湾、爪哇等地与荷兰人交易。

这个戏剧性转折看似达成了荷兰人与明朝政府的正式协议，其实根本没有经过明朝中央政府的认可，而是福建地方官员为了尽快让荷兰人离开澎湖，找李旦说服荷兰人到台湾，因此有人将李旦称为“左右台湾命运的商业巨子”。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九十九提到“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夷于北港(台湾别名)，乃复得澎湖”，说明南居益等福建地方官员只是将荷兰引向了台湾，明朝地方官员则对荷兰人占领台湾按下不向朝廷上报，以为瞒天过海，历史的烟云至此散尽。因此，荷兰人变相侵占殖民了台湾，而不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对台湾的统治权。

也许过去几十年台湾中古文明的考古工程及研究相对缓慢，使得距今年的台湾发展史显得支离破碎，未能给人留下影响深刻、系统性的历史叙事，这是今后两岸考古及史学研究必须重点加强的领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史前文明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台湾经历了无数次重大的转折，而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以后，明中后期荷兰人侵占台湾，确实成为影响台湾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但它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影响台湾历史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杨仁飞，厦门市台湾学会研究员、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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